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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乱侮亡——东吴皇帝帮司马炎消灭了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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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灭吴之战是公元279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晋武帝司马炎发兵水陆并进,直取建业(今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一举灭吴国,实现统一的战争。

司马氏建立晋王朝后,据有原魏、蜀之地,已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州郡府县;吴沿江为国,仅有荆、扬、交三州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即今长江中、下游及岭南等地区。双方接壤数千里,时常有战火发生。

从公元269年(晋朝泰始五年)起,晋武帝就筹划剿灭吴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于是一面改善内政,开发农业、积存粮食;一面优选将帅,造楼船,练水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编练水军。

西晋拥有规模庞大的陆军,但缺少水军,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虽“武骑千群,无所用之”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司马炎命王濬在益州造战船,治水军数万人,使晋军的弱点得以克服,实力大为增强。


东吴强悍的水军 东吴强悍的水军

吴国地跨大江南北,战乱较少,有相当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军队总人数为二十三万,尤以水军为强,有舟船五千余艘,本有一战之力。

然而吴国国君孙皓却不修缮内政,暴虐荒淫,导致民穷财竭,上下离心;又自恃水军强大,凭借长江天险,戒备松散。加之主将陆抗死后,部众分散,又中晋离间计,撤换了名将西陵都督张政,使西线守备更加削弱。这种局势对晋灭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公元272年(泰始八年),晋武帝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强了西晋的优势,至公元276年(咸宁二年)十月,晋灭吴的准备基本完成。

孙吴方面,面对晋军进攻的严重威胁。一些大臣深感忧虑。他们提出了很多建议,但是,这些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

吴主孙皓认为晋无力攻吴,且吴有长江天险,难以攻破。因此他不修内政。暴虐如故。在军事上不重军备。放松长江上游的防务,当然更谈不上通盘的战略考虑和进行全面的防御准备了。

在这样的敌我对比下,在是否消灭吴国的问题上西晋朝廷分为两派。

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

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目前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令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

经权衡再三,后来司马炎采取了第二套方案。

公元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进军攻打吴国,第二年二月初,攻克丹阳城(今中国中南部湖北省秭归东)后,攻破吴军横断江路之铁锁铁锥,船行无阻,后来又擒获吴西线统帅、都督孙歆。

在东线战场,吴国丞相张悌率领三万军队渡过长江迎战,被晋朝的军队夹击大败而归,晋军当机立断,挥师直指建业,吴军惊恐怯懦,不战而降,士卒闻讯逃散,于是吴国宣告灭亡。

晋灭吴之战晋灭吴之战

此战,西晋准备周密充分,善择战机,兵分多路,水陆并进,发挥强大水军作用,临机果断,一举获胜。吴主昏庸,防务松弛,将士离心,缺乏统一对策,招致节节失败。

晋灭吴后,东汉末年以来分裂数十年的中国复归统一。

司马炎成功的灭吴,统一中国。他之所以能够胜利,是因为他抓住了良机,一向强大的东吴失去了明主取而代之的是昏庸的孙皓,可以说,西晋的胜利其实不是司马炎有多优秀,而是因为孙皓太会折腾。

司马炎早下手、早行动有效的杜绝了未来的一大隐患,就是“吴人更立令主”,孙皓在吴国基本上已经成为四面楚歌,尽失人心,一旦吴国自下而上废掉了孙皓,拥戴强有力的宗室掌权,则西晋想要灭吴谈何容易。

隋朝时期也是一样,隋朝灭陈,就是乘着陈叔宝这个昏庸皇帝而一举取得了胜利。

陈叔宝在位期间,正值隋文帝开国之初。文帝有削平四海之志,于是隋之群臣,争劝文帝伐陈。

开皇八年(陈祯明二年,588年)底,文帝下诏数后主二十款大罪,散写诏书二十万纸,遍谕江外。有人劝文帝说兵行宜密,不必如此张扬。文帝说:“若他惧而改过,朕又何求?我将显行天诛,何必守密?”

于是隋文帝修建了许多战舰,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总管韩擒虎、贺若弼等率五十一万大军分道直取江南。

隋军东接沧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无不奋勇争先,欲灭了陈朝。

陈叔宝却深居高阁,整日里花天酒地,不闻外事。他下令建大皇寺,内造七级浮图,工尚未竣,为火所焚。

沿边州郡将隋兵入侵的消息飞报入朝。朝廷上下却不以为意,只有仆射袁宪,请出兵抵御,后主却不听。


隋朝迅速灭陈 隋朝迅速灭陈

及隋军深入,州郡相继告急,后主叔宝依旧奏乐侑酒,赋诗不辍,而且还笑着对侍从说:“齐兵三来,周师再至,无不摧败而去,彼何为者耶?”孔范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断南北,今日隋军,岂能飞渡?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做太尉公矣。”

有人妄传北军的马在路上死去很多。孔范说:“可惜,此是我马,何为而死?”后主听后大笑,深以为然,君臣上下歌妓纵酒,赋诗如故,似乎亡国的威胁并不存在。

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陈叔宝的朝廷军队连战连败,陈朝宣告覆亡,隋文帝终于统一了全国。

纵观历史上,好时机一定要抓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五代后期,辽穆宗在位时,南面的政权是后周,这是五代中最有势力的一个王朝,后周的改革使各方面的实力大增,周世宗更是五代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

而辽穆宗的内部却很不稳定,反叛不断,他本人也是个喜欢喝酒、打猎、游玩的皇帝,没有大作为。这样的两国交战,胜负自然明显。

954年的二月,周世宗刚刚即位,北汉的刘崇便想趁机进攻,觉得周世宗在服孝期间必定不会出兵,于是要求辽派兵相助。穆宗派耶律敌鲁去助刘崇,又让杨衮率领一万铁骑兵和奚等部五万人,出兵一起攻打后周。

周世宗不顾冯道的阻拦,决意亲征。三月,两军在高平(今山西高平)展开了激战。杨衮见后周军队军纪严明,提醒刘崇不要轻敌,但刘崇却根本不听,反而出言不逊,杨衮气得领兵闪到一旁观战。

开始时后汉军队占了些便宜,但在周世宗和后周大将赵匡胤的督率下,后周军反败为胜,将后汉军彻底击溃。后周军队乘胜紧追,几乎将刘崇全歼。杨衮因为没有参战,领兵返回辽国。

959年四月,周世宗在征讨南唐大胜之后,取得了南唐的江北十四州,还将南唐变成了自己事实上的附属国,南唐皇帝被迫去帝号,向周称臣,缴纳贡奉,后周国力骤增。

他趁穆宗朝辽国势力下降的有利时机,领兵大举北伐,取得了三关的胜利。三关即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境内)、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和淤口关(今河北霸县东)。

周世宗命韩通从沧州经水道进入了辽国境内,结果契丹刺史王洪进投降。然后,韩通和赵匡胤等将领领兵水陆并进,先后拿下三关,几乎都是接受辽国守将的投降而得,兵不血刃。

周世宗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大的胜利,主要是两方面的实力对比所致,一方皇帝昏庸,辽国出了一个昏君,一方皇帝英勇,周世宗是五代十国当中杰出的君主。

周世宗北伐周世宗北伐

景宗皇后萧绰的父亲萧思温曾劝辽穆宗收回失地。而穆宗却认为这些地方本来就是汉族之地,他们拿回去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

但周世宗由于多年劳累过度,病死于军营中,后周由此退兵,穆宗也返回上京。以后的战争就是辽和北宋的了。

赵匡胤在统一南北的问题上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结果丧失了良机,等他平定南方之后,再回头想统一北方时,辽已经不再是原来穆宗时的弱势了,反而对宋构成了威胁。

由于错失了良机,在北宋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辽都处于守势,这很大程度上是抓不住时机造成的!

司马炎接受臣下建议,利用东吴出现暴君昏君孙皓的有利难得时机,一举灭吴,统一南北;将取乱侮亡发挥到了极致。

取乱侮亡是古代国家一种自视正义的对外策略,谓夺取政治荒乱的国家,侵侮将亡的国家,成语典故出自《尚书·仲虺之诰》:“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隋文帝乘着陈朝国力空虚之机,大规模征讨割据东南的陈朝,统一中国;北周和宋朝却没有很好的利用辽朝出现庸君的机会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最终坐失机会,导致日后的被动,可见进攻必须要抓住好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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