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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曹孙能够建立三国,靠的是同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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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在谈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时提出曹魏统治者出身为“寒族”,与此相对应的即为“豪族”。不过,陈寅恪先生提出的“豪族”,着重讨论的是信仰儒家的大士族。

在我个人看来,东汉末年“豪族”的范围很广,除了以儒家思想为信条的主流“豪族”,还存在几类非主流“豪族”。而“豪族”之“豪”,亦非仅仅体现在政治、文化上,还体现在人力和财力上。

东汉末年豪族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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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豪族大抵有以下几类:

第一是拥有政治声望的大士族,这也是东汉末年豪族的主流。典型的有:弘农杨氏、汝南袁氏。

《三国志 袁绍传》载:“(袁绍)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可见,这一类豪族世代为官,在政治上掌握了重要资源。此外,他们也都服膺儒教,在文化上拥有重要地位,以此形成了“树恩四世,门世故吏篃于天下”的政治势力。

四世三公的袁绍四世三公的袁绍

同时,这种门生故吏网络在诸侯纷争时也能够起到强大的政治压力,《三国志 满宠传》载:“(官渡之战)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大士族在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之后,逐步开始占据政治的主导权、掌握文化的话语权,成为东汉末年重要的政治力量。

第二是依靠强大人力的大宗族。与大士族相比,大宗族的范围不如大士族广,往往只是限于某个地区。

此外,大宗族普遍为地方豪族,他们多是凭借地缘血缘(如李典:“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等)或地方豪侠之气聚集(如李通:“以侠闻于江、汝之间…众多归之”),这类豪族在政治权势和文化水平上不如大士族。

与大士族相同的是,大宗族也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然而与大士族门生故吏的政治网络不同,大宗族的人力资源优势在于能够直接投入使用,形成强大的人力武装。

如《三国志 许褚传》载:“(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这些武装不仅能够自卫,也能够起到对征伐起到帮助作用,如《三国志 李典传》载:“时太祖与袁绍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原徙诣魏郡”,这样的人力资源优势是大士族所不具有的。

画家刘晓陆绘制的许褚画家刘晓陆绘制的许褚

第三是凭借大量财富的大商人。

与大士族的政治资本、大宗族的人力资源不同,大商人成为豪族凭借的是财富的积累,但是在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环境下,单纯靠积累物质财富是难以维系商人永久安定的,尤其是在东汉末年天下板荡的时代,大商人的财产乃至生命安全都时刻受到威胁。于此,大商人会通过豢养僮客、组织武装以保障自身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如《三国志 麋竺传》除了记载:“(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还提到了“自竺至照(麋竺孙),皆便弓马,善射御云”,点明商人出身的麋家也有一定的武备。

东海巨富糜竺东海巨富糜竺

从上述的归纳可以看出,东汉末年的豪族大体能够分为大士族、大宗族和大商人,而他们之所以成为豪族,仰仗也各不相同。大士族拥有的是政治权势和文化地位,大宗族依靠的是可直接使用的人力资源,大商人凭借的是巨额财富以及财富所带来的附属品。

从时代的背景看,上这三种豪族又能够划分为两种,即主流豪族和非主流豪族。

由于政治上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又在血缘政治、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下,大士族在豪族中拥有绝对优势;而大宗族多是地方豪帅,在政治权势、文化水准上远不如大士族;大商人没有大宗族血缘纽带,又需要通过花费钱财来组织自己的武备,其实力又不如大宗族。

因此,虽然东汉末年出现了多元的豪族构成,但无论是地位还是主流程度,都呈现大士族>大宗族>大商人的局面。

袁绍、曹操、刘备早期依靠的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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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各路诸侯的创业基本都需要依靠豪族的支持,豪族能够给诸侯们带来政治上的声望、人力上的帮助以及财力上的支援。我们亦可通过观察几位诸侯的创业经历,来体会豪族在东汉末年政治局势以及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看袁绍。

袁绍的创业具有先天优势,因为其本身属于主流豪族,即拥有政治声望的大士族。故而,袁绍在创业初期顺风顺水,不仅因为出身名门而当上了讨伐董卓盟军的盟主;在接收富饶的冀州时,原冀州牧韩馥亦因“袁氏故吏”身份对袁绍心生畏惧,故而拱手献出冀州。

被袁绍威望压垮的韩馥被袁绍威望压垮的韩馥

虽然袁绍具有先天优势,但是袁绍最终没有取得成功,这说明了大士族的优势失灵。大士族的优势为何会失灵,在我看来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是大士族自身的问题。

从政治上看,大士族拥有政治特权,随着势力扩张,往往容易滥用特权、骄纵枉法,从而失去人心。

从文化上看,大士族受到的儒家教义限制多,往往束缚住了手脚。史载:袁绍“繁礼多仪”、“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这并非是袁绍个人的问题,推而广之,在儒家一系列繁文缛节的规制下,大士族都容易陷入实际作用不大的框框条条,从而降低做事的效率。

第二则是东汉末年特殊的社会背景。

在东汉末年天下动荡的时代,伴随着带有宗教色彩的黄巾起义和带有军人政府性质的董卓之乱,天下人对正统的儒家统治思想产生了怀疑,也由是大士族的政治权势和文化地位也随之受到了动摇,再加上前述所说大士族的自身问题暴露,使得大士族豪族的优势趋于失灵。

但是这种失灵只是一时的,在时局恢复稳定后,大士族的优势又容易重新突显。

其次是曹操。

曹操虽然在政治出身上弱于袁绍,但曹操亦非绝对的寒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我看来,曹操至少亦属于豪族中的大宗族。

从另一个方面看,谯沛武人集团的构成也符合大宗族豪族的概念,诸如曹氏、夏侯氏宗族中,曹仁“少好弓马弋猎。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曹洪曾有“家兵千余人”,这同先前所述的李典、许褚、李通等家族十分类似。

谯沛武人集团的代表曹仁谯沛武人集团的代表曹仁

正因为如此,曹操深知在东汉末年天下板荡、重新洗牌的时代背景下人力的重要性,《三国志 武帝纪》记载,曹操曾在和袁绍的沟通中指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主张。

而事实也证明了,在战乱年代,人力的作用非常大,其不仅能够为农业生产和军队建设补充人员,更能够提供智力支持。曹操连续颁布三道求贤令,也充分证实了人才资源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虽然重视人力作用,但也并非绝对排斥大士族拥有的政治权势和文化地位,其积极和颍川士族的合作能够证明这一点。

但是在曹魏后期,时局趋于稳定,大士族政治优势的作用反超人力的作用,致使曹操和颍川士族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后谈刘备。

刘备早年和商人颇有渊源,《三国志 先主传》载:“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於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

尔后,刘备执掌徐州,后值败绩,几乎全军覆没,此时徐州大商人麋竺“进妹於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可见刘备创业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依仗大商人的支柱。

但是大商人的财货资助往往只能起到一时性的作用,相对于强大的政治权势和血浓于水的宗族关系,财货资助虽然能够起到临时救济作用,但很难稳定,故而刘备早年创业四处奔波流浪。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诸侯的创业,基本上都依靠了各类的豪族,只是最后的结果各有不同,而从诸侯创业的结果我们亦能够看出东汉末年豪族演变的趋势。

豪族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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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豪族这一概念并没有非常界限分明,豪族往往兼而有政治权势、大量人力和巨额财富,是一个集合体。但是在东汉末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区别于传统的主流豪强的非主流豪族的出现以及其积极作用却不容忽视。

东汉末年,天下动荡,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地方宗族势力极易抱团取暖,形成自卫武装,如兖州山阳李典家族“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他们纠合同族,形成自己的武装以保卫家园,同时在与入主当地的诸侯产生共鸣时,亦逐步成为诸侯的武装力量,如李典家族、李通家族、臧霸势力。

而大商人除了保障自身安全,往往也会主动寻求政治投资,在东汉之前,大商人吕不韦和雁门马邑豪族聂壹都是例证,当然此二人的政治投机意味要大于保障自身安全。

不过,在东汉末年混乱的环境下,身处四战之地徐州的糜竺出于商人的敏锐,也必须寻找合适的人选进行政治投资,以确保整个家族的安全。而最后的事实证明,糜竺的投资基本上还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在东汉乱世的背景下,非主流豪强的大宗族和大商人都缺乏安全感,因此他们会主动地寻求和政治势力(诸侯)的合作,而缺乏人力财力的政治(诸侯)势力亦乐于接受他们的合作,因此产生和壮大了曹操、刘备这样的势力。


豪族催生了三国 豪族催生了三国

而传统的主流豪强自身先天拥有政治势力和文化地位,对于时代的变化没有非主流豪强那样敏感。故而,从主流豪族与非主流豪族各自的特点上看:

在整体局势动荡和混乱时,主流豪族的话语权出现一时性失灵,非主流豪族的异军突起;在整体局势趋于稳定和平衡时,非主流豪族渐渐趋于平淡乃至被主流豪族吸纳。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曹操、刘备势力依靠非主流豪族建立起的政权与以往的政权形式不同,延缓了大士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垄断,激发了其他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有其积极的一面。

三国志 陈寅恪 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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