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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罪己诏”:若不是有名臣陆贽的手笔,唐朝或许就要被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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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李适,唐朝第九位皇帝。唐肃宗长孙、唐代宗李豫长子。李适初封奉节郡王。宝应元年(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雍王,在名义上统军平定安史之乱。次年拜尚书令。广德二年(764年),被立为皇太子。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即位后,决心改变中唐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混乱局面,重建中央权威。建中二年,恒州节度使李宝臣和青州节度使李正已去世。唐德宗拒绝了两节度使儿子继承职位的“非正常”要求,结果导致河朔四镇(幽州、恒州、魏州、青州)联合起兵,宣布脱离中央。接着汝南节度使李希烈也趁机宣布独立,甚至自行称帝。唐德宗即诏调全国兵马,先行讨伐妄自称帝的李希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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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唐朝廷的国家形势上讲,唐德宗李适重塑中央权威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唐德宗本人虽有雄心而无大略,诏军勤王,却又不肯出钱犒赏士兵(此乃帝位传承长久后的必然结果,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既是我的臣民,为我讨伐叛军是理所应当的)。结果引发了建中四年十月的“泾原兵变”(从泾原地区调集的平叛部队途经长安,见皇帝不肯出钱犒赏,遂绝望生怨,怨恨生怒,怒而发生兵变)。

兵变后,唐德宗才下令急运二十车金银财宝犒劳军队。可惜,迟到的恩典无法制止已然发动的兵变,泾原乱兵占领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国家再次陷入内乱之中。本想打击藩镇势力,重建中央权威,由于处置失当,结果求荣取辱,给天下带来了更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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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面前,唐德宗接受了时任翰林学士陆贽的建议,颁布了《罪己大赦诏》(“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轻重有别)。这篇由陆贽起草的《罪己诏》,在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初一发布,“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诏书历数了李适自己的罪过,称:“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貌,罪实在予!”

而后,再说平叛的主要战略目标:

“朱泚(原幽州将领,泾原兵变,被哗变士兵拥立为帝,不久,李晟收复长安,朱泚在逃到彭原西城屯时,被部将杀死)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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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罪己诏》除了历数李适自己的罪过之外,还重点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其中间架税、垫陌钱,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是百姓得以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可见真正能够收拾人心的东西必须是对于实实在在利益的关注);而除了朱泚之外,诏书又宣布对叛乱诸藩及其所有胁从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显示了天子的通情达理,宽厚仁慈;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叛逆利益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瓦解了反叛联盟,从而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篇《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

诏书颁布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不少叛乱军队归顺了朝廷,内乱局面得以控制,国家得到了暂时的安定。文字的力量在于言之有物,行之有实,唐德宗这篇由一代名相、政治家陆贽所代笔起草的《罪己诏》,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危定难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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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唐德宗不是一个明君。史家常言“德宗之朝有一陆贽而不能用”说的即是这位唐德宗。特别是在他的执政后期,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重新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税、茶叶税等苛捐杂税,导致民怨日深,致使李唐王朝不但没能在唐德宗时期实现“中兴”,反而更加走向衰败。但是,唐德宗《罪己诏》的作用,却不能因为唐德宗的无能而被抹杀。它恰恰说明:在国家出现危难之际,如果当权者能以公开的方式,认真检讨自己的罪过及其带来的危害,或许能换来广大士卒黎庶的谅解和同情,也就有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变覆舟之涛为载舟之水。

历史证明,明君以《罪己诏》为转折点,可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昏君不屑于以《罪己诏》为遮羞布,等待他的当然是灭亡;而庸君则可以用《罪己诏》作为挡箭牌,换来国家短暂的安宁。尽管《罪己诏》最后带来的结果并不可预测,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德宗若非以陆贽所写的《罪己诏》而颁行天下,则恐唐诈即时而亡亦未不可。

唐德宗 李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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