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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史学”的追随者

10716阅读祥说近代史

民国初年,在尊孔读经的逆流中,以史证经的论调再度甚嚣尘上,史学脱离经学束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确实有所延缓,但并未停滞不前,除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蓄势待发外,新史学也借助历史教科书等媒介继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梁启超始终践行自己的史学主张,即使处于学术低潮期依然撰写了著名的《欧洲战役史论》。此种略显沉寂的局面在“五四”前后被彻底打破,中国史学也随之迎来“百家争鸣”时代。当时及此后学人在梳理总结这一线索极其纷繁、格局极其复杂的时期的史学时,虽因立场差异而致叙事中心有别,但大体上都认可以史料为中心的考史风气的形成和弥漫,有的研究者甚至明确提出:梁启超被胡适俘虏,新史学被新汉学腰斩,唯物史观派则是新史学的再生。归结为转变和起伏的单线解读模式自然可令繁杂的史学面貌顿时变得清晰,但细究起来,似乎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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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范式和学术风气上讲,梁启超和胡适分别开辟了以历史解释和历史考证为中心的史学科学化道路,后者所代表的治史路数在当时被称为“新汉学”,而梁启超后期确实对考证多所倡导,但由此得出“俘虏”和“腰斩”的结论,则显然有失偏颇。梁之所以详细阐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之法,并有所实践,从外部时代环境来说,是中国现代史学机制逐步确立,史学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和学院化的客观需要;就内在学术理路而言,则主要是因为,最初建构的新史学体系,虽然认可格林威尔“Paint me as I am(画我须像我)”的理念,并赞扬清儒“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但基本忽略了史料问题,遭到后起“‘新汉学’派的歧视”,批评其“宏博而不坚实,则有疏浅之弊”,遂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反思和弥补,“颇欲争一日之长”,乃至于“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以梁启超当时的影响而论,这一学术行为无疑有力助推了考史风气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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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代史家的思想常态,往往是变与不变并行而共存,关键在于考察变量对于学术取向的影响。梁启超对历史事实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历史哲学的探求,前者实统摄于后者。换言之,在其史学体系中,考证仅为手段,属于基础层次,此之上的解释方为目标,亦即史学的完成。《历史研究法》对于如何利用史料考证事实给予了极为细致的展示,但也明确指出:“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清代学术概论》则称:“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他甚至将史学走向窄深一途斥为“病的形态”,立场之鲜明可见一斑。而他对进化史观和因果关系的怀疑、修正,对史学功能、史学动力、史学科学属性及同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的重新审视,乃是对原有史学体系的深化、完善,所反映的是思想资源获取途径以及中西文化态度的转变,却非治史范式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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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的产生和风靡,折射出中西之间文野地位的转换以及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的思想历程,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促使新型知识人对传统史学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晚清以来不断增强的激进情绪也藉此迅速渗入文化领域。对几千年的史学积淀采取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其负面影响自不可小觑,所提出的诸多主张亦极为简略并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它不仅为推翻君主制贡献了力量,而且初步建构起与西方现代史学相接轨的典范,进而拉开了中国史学走向世界舞台的序幕。其间,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影响也最为广泛。吕思勉曾于1941年撰文称:

他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煞的。现在行辈较前的史学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数是受他的影响的……他每提出一问题,总能注意其前因后果,及其和环境的关系,和专考据一件事情,而不知其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大不相同;所以其影响学术界者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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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既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学术分野,也提示我们应充分留意梁启超对民国史学的影响。经过近10年的传播,梁启超所倡导的诸多理念如用进化眼光看待历史、以“民史”取代“君史”、援引其他学科治史(尤其是社会学)等已由最初的新鲜知识转化为普通常识,不仅指导一般人认识历史,更内化为史家的学术自觉,既成为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新”的重要条件,同时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培育了适宜的学术土壤。就思想史的演进脉络而言,梁的中心位置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迅速被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取代。以往研究常常将这一结论引入对史学格局的描绘,遂有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双流并进之说,并多视新历史考证学为主流。事实上,中国现代史学机制的建立至“五四”前后才真正起步,而梁以敏锐的学术意识和娴熟的西学输入技巧完成了原有史学体系的提升,并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他对史学方法的着意弥补与胡适等形成共振,促进了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历史哲学的继续探索大大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并于20世纪30、40年代形成高潮。金毓黻就曾在1938年7月3日的日记中感叹梁启超的巨大学术影响力曰:“祖述其说者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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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随着文化领域的激进态势愈演愈烈,西学输入、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强,新旧之间的流转速度大大加快,“新史学”这一概念也逐渐被泛化,既在具体内涵上由单一向多元发展,参照对象也不再是纯粹的传统史学,新的史学思想之旋起旋落几成常事,这无疑加剧了对此时期史学梳理的难度,有学者甚至总结出十几种史学思潮或流派。划分的方式自然见仁见智,但若归结到治史目标、风格及实践上来综合考察,则有三条路径似颇为清晰可见。一是,本着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致力于考证历史真相;二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此外,还有一批数量十分可观的学者,他们不以考证为旨归,而致力于历史解释,但又不信奉唯物史观,更不具有社会革命性,多在史学理论及历史编纂学领域有突出表现。以往多强调其差异性,忽略了统一性,实则就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这恰恰是对早期新史学的继承、拓展与深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思想来源上较为多元、复杂,但很多人都明确表示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其中,尤以张荫麟、杨鸿烈、萧一山、吕思勉等最能传承、发扬梁氏之学。张荫麟被时人誉为“承继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杨鸿烈则被称为“梁氏一家之学”。萧一山曾说:“梁先生之精神伟大,非一般人所能喻,余面承教诲,身体力行,一生行事,绝不敢违背。”吕思勉亦称:“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至于论事,则极服膺梁先生。”他们大都对流于琐碎的考史风气给予严词批评,并准确揭示出梁启超以理论和通识见长的治史风格。比如,杨鸿烈指出:“梁任公先生编著的一部在中国史学界照耀万世的《中国史学研究法》出世,然后中国人脑里,才有比较明瞭的一个史学的轮廓。”吕思勉认为:“任公……所长实在通识方面,考据并无甚稀奇……最能以新学理解旧史实,引旧史实证明新学理。这对于读者,影响最大。”张荫麟亦谓:“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而萧一山在《悼张荫麟君》中的一段话则最具说服力:

当时我自己有一套理论,就是极力提倡通史通儒通才,援引顾亭林章实斋之说,反对当时饾饤琐碎风靡一世的考据派史学,我在讲义绪论中曾再三言之,讲堂中也有所阐发。任公先生说我有胆量有见识,但他不愿公开提倡,因为他受了“新汉学”派的歧视,颇欲争一日之长,实则他老先生的成就,已远绍亭林,近逼实斋,绝非“新汉学”家所比拟,而荫麟兄今日对于学术界最大之贡献,亦即在此。可以说是任公先生的薪传,荫麟兄实为接承之第一人,使二人地下有知,必当含笑谓余知言也。

从上述学术体认可知,讲求实证的新历史考证学基本作为讲求理论的新史学的反动面相出现,尽管二者在任何史家身上都无法截然分开,但终究取向有别,张力明显,只是这种反动并未造成断崖式结果,新史学虽丧失了原有的磅礴之势,却转向精深发展,真正完成从“破”到“立”的蜕变。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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