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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特工王曾经叱咤风云,最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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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特工王曾经叱咤风云,最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作者:雁风

来源:《文摘报》

原题:《被囚秦城的反特专家》

潘汉年、刘仁、冯基平、杨奇清、许建国、谢和赓,这一个个在安全战线上叱咤风云的反特专家,不曾料想竟然全部命系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这真教人平生多少感慨!

1967年底,谢富治一伙炮制了一个《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等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1968年1月3日,迫害狂康生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崔月犁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拷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工作。”

不曾料想,一个个在共和国安全战线上叱咤风云的反特专家,竟然命系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这真教人平生多少感慨!

潘汉年潘汉年

潘汉年最早关在功德林监狱,1958年转入秦城监狱。经过长达八年的预审,1963年1月宣布对潘汉年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实际处理过程中,有关部门遵循了中央采取的宽大方针,宣判不久,就以“假释”方式将潘汉年从秦城监狱放出,交由公安部门管制。公安部则将他安排在近郊团河劳改农场,并让其妻董慧和潘一起生活。潘汉年还被允许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除可在附近散步、钓鱼外,还可以进城探访亲友。

但是好景不长,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下达了一纸命令:将潘汉年重新收监复查。于是潘汉年夫妇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中央文革直接掌握的专案组,一反所谓“旧公检法”的方针政策而对潘汉年采取了“最革命”的专政措施:被重新收监后,潘汉年的生活标准被降到最低水平;审讯实行的是车轮战术和疲劳战术。最为残酷的是,当潘汉年已被肿瘤医院诊断患有肝癌病象时,专案组接到的命令是加紧突击审讯,抢在潘死之前挖出一切材料。

从1967年夏天到1970年夏天,整整折腾了三年,潘汉年一案复查结果实际一无所获。即便如此,中央文革还是要求专案组以更加“革命”的手段为潘汉年重新定案,将潘加重改判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出党”。这一次,专案组代替了公检法,所有程序一概免去,专案组一手包办到位。1975年,潘汉年被遣送到湖南一个劳改农场继续服刑,从此告别秦城监狱。

刘仁刘仁

刘仁在担任晋察冀中央分局秘书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城工部部长期间,曾多次深入国统区,获取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

但什么样的功劳,到文革时都无法拯救刘仁。作为彭真的副手,他必定跌落深渊——1966年11月,在北京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刘仁被公开点名。一天深夜,一帮打手气势汹汹地闯进北京市委大楼,没有任何手续,甚至连鞋都不让穿,就把刘仁抓走了。1968年1月,刘仁被打成“反革命敌特分子”。戴上沉重的手铐,关进秦城监狱,整整五年不许家人探望。

1972年底,刘仁妻子甘英第一次在秦城监狱接见室看到他,这时他已骨瘦如柴。从探监所带回的刘仁的衣物中,甘英发现,所有衣物已全部发霉,毛裤、棉裤上有大小便的残迹,上衣有斑斑血痕和霉迹。可见刘仁在秦城监狱遭受了怎样残酷的折磨。

但是,狱中真实情况,刘仁从不向前来探视的家人诉说。只有一次,在和家人分别时,他实在压抑不住地说了一些心里话:“我这辈子什么监狱都坐过了,中国的,外国的,国民党的,‘自己的’。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我还能对狱中的看管人员做工作,还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传送文件,组织斗争。可是……”但说到这里,刘仁再也说不下去了,只能仰天长叹。

1973年7月间,甘英和孩子们接到通知,去北京市第六医院专门的监护病房看刘仁,当时他的身体更虚弱了,走路拄着棍子,患了严重的肺病,甘英看他吃饭时拿碗的手颤抖着,问他为什么,他把话岔开了。孩子们出去以后,在甘英的一再追问下,刘仁才艰难地举起手让她看,示意自己在秦城监狱戴了五六年的手铐,冬天只能披着棉衣,经常感冒,营养不良,体力虚弱,终于得了肺结核病。手腕和脚腕上留下深深的伤痕。刘仁在告诉甘英这些内情后,心有余悸地对甘英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对孩子们讲,他们很难理解。不要因为我受审查,引起孩子们有不满情绪。”

仅仅三个月之后,刘仁病逝于第六医院。

冯基平冯基平

前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进秦城,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去秦城监狱的这条路,是他批准勘察修建的;秦城监狱,是他找人设计建造的。如今他却被关了进去。

在秦城监狱中,冯基平以骨头硬而著称。

冯基平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抱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但当初还只认为是山头之间的摩擦和斗争,所以只是沉默。不管如何威逼追问,就是不张口,不说话,一声不响。憋得太难受时,他把戴的假牙摘掉,说话时一个劲儿地咕咕哝哝,让审讯官一句也听不清,录音更是不知所云,不起作用。后来,面对种种诬陷,面对秦城监狱惨酷的现实,冯基平“觉得越来越不对,就豁出去啦!”奋而抗争。审讯中,他忽而拍案而起,忽而一言不发,忽而嬉笑怒骂。

专案组和谢富治委派的所有与冯基平打过交道的老审讯官,都亲身体验到:要制服冯基平,谈何容易。审讯他,就如同和高明的棋手对弈,对方思路敏捷,清晰地看透你的路数,出手老练,攻守自如,直捣你的要害。所以老审讯官都怕审讯冯基平。

在一次刑讯逼供之后,冯基平拖着镣铐回他的监号。通过楼道时,他突然又高呼口号:

“难友们,联合起来,打倒法西斯专政!”

专案组的人吓得仓皇失措。几个看守蜂拥而上,又按胳膊又堵嘴,专案组的人则在一旁吼:“不要叫他放毒!”

发生了这起事件后,冯基平被剥夺了放风的权利,并被关进封闭式的重犯隔离室。重犯隔离室无窗、无灯,墙四壁贴了有弹性的橡胶皮,即使撞墙也无法自杀。

时间到了1972年12月,毛泽东指示废除监狱中的法西斯式审讯方式,周恩来也下令彻查并严惩监狱中的法西斯暴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专案组才给冯基平摘下戴了四年的“背铐”。

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大会,为北京公安局“冯邢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平反。

杨奇清杨奇清

杨奇清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新中国反间谍斗争的几个主要战役,都是他直接指挥的。

一是侦破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特务案。北平和平解放前,国民党保密局潜伏下大批特务,千方百计打入我要害机关,窃取情报、放毒、暗杀,甚至组织暴动。面对这种局面,杨奇清亲自部署,并委派得力干部,到北平市公安局参加肃清敌特的斗争,迅速侦破以江洪涛为首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特务案,该纵队特务无一漏网,有效地保障了我北平和我首脑部门的安全。

二是炮轰天安门案。在杨奇清的周密部署下,敌对势力炮轰天安门的计划流产,意大利间谍李安东、日本间谍山口隆一等所有参与此案的主犯全部束手就擒。

三是崔铎行刺案。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将参加北平市庆祝建党二十八周年的群众集会,国民党保密局派出王牌杀手,准备混进集会中刺杀毛泽东。但杨奇清早为崔铎布下陷阱。毛泽东专车尚未开出,崔铎就已经被关在牢笼之中了。

四是东北铁路爆炸案。1949年冬,毛泽东出访苏联,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东北技术纵队”前往哈尔滨郊区袭击毛泽东专列,但由于杨奇清措施得力,“东北技术纵队”一干人马全部落网,毛泽东专列安全通过。

1955年,台湾当局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谋杀周恩来未遂,不甘心,马上派出一个二十六人组成的暗杀团,潜入印尼。因杨奇清随周恩来行动,防范严密,台湾杀手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周恩来,无功而返。

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其他恐怖事件,都被杨奇清一一挫败。

杨奇清堪称是一面超级盾牌,有效地保障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但他无力保障自己的安全。文革刚刚爆发,他就被关进他下令修建的秦城监狱,在那里领教了法西斯专政的滋味——经常遭到毒打,以致肺部被打成严重内伤,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许建国许建国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22年入党。1948年石家庄解放,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许建国出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建国初发生潘汉年案,许建国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任上调上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同时兼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

就在上海工作期间,许建国无意中触犯了江青,惹出一桩弥天大祸。

许上任不久,即1954年3月,上海发生一起举报事件——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向中央揭露江青问题。江青闻讯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要求布置追查。出面抓这个案子的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上海是案发地,许建国自然负有追查之责。江青怀疑匿名信出自扬帆之手,同年12月31日,扬帆被捕。而经由此案知道了江青隐情的许建国,江青也不会放过。1967年许建国被逮捕,和扬帆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几年后出狱,无家可归——已经妻离子散了,被安置在安徽六安“养起来”。1977年初患肺癌,同年10月便与世长辞。

谢和赓谢和赓

30年代初期,谢和赓本来在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身边工作。中共为了争取桂系反蒋抗日,想办法让他打进桂系上层。谢和赓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给中共搜集了许多绝密情报。

但赫赫奇勋没有能够庇护谢和赓,早在1957年,谢和赓就被打成右派,送往东北劳改,差点死在劳改营——埋头伐木的他被一棵大树砸倒。幸好砸中他的只是树梢,虽然腰部受伤,但毕竟拣回了一条性命。周恩来和董必武得知谢和赓的处境,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这才告别劳改营,重返北京。

文化大革命更是谢和赓的劫数——1967年7月1日,在江青的授意下,一伙造反派乘坐汽车,挥舞着木棒钢鞭,直扑香山狼见沟的谢和赓寓所,不由分说地将谢和赓和病卧在床的谢和赓夫人强行抓走,双双投进了秦城监狱。谢和赓夫妇被分别关押,彼此不知对方身在何处。

秦城囚徒中,一般都是妻子受丈夫株连,像谢和赓这样丈夫受妻子株连的,确是罕见的一例。

谢和赓妻子何许人也?大名鼎鼎的王莹,即当年在上海滩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的红影星王莹是也。

1942年,受周恩来委派,谢和赓、王莹联袂赴美。王莹经常开展宣传中国抗战的演唱活动,以引起美国及全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热切关注;谢和赓则接办了华侨报纸《纽约新报》,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他们的国际统战工作卓有成效,受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乃至罗斯福总统和夫人的高度评价。50年代归国之后,本来非常活跃的王莹却一反常态地沉寂了下来。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归国不久谢和赓就被打成了右派,王莹多少要受影响,不好抛头露面;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王莹太了解江青的为人。文革爆发之初,江青没费多大力气,就查到了王莹夫妇的踪迹,一声令下,便夫妻双双进秦城。谢和赓本来就是“右派”,给他定罪自是易如反掌;要给王莹定罪也不难——-她在美国呆了十多年,管她实际上受谁的指派去美国、管她实际上在美国干什么,于是,“美国特务”、“叛徒”等一个个罪名泰山压顶般地落到了王莹的头上。

和其他受害者一样,谢和赓在秦城备受摧残,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久他就两耳失聪,不能言语。终日呆呆地望着囚室那高高的小窗,无声地念叨着王莹的名字。他不知道,王莹比他的遭遇更惨。

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和王莹的情况,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刚刚恢复自由的谢和赓,迫不及待地要带上妻子回家,医护人员给他的却是一张写着王莹囚号“6742”的死亡通知单。巨大的精神打击使这个坚强的汉子再也撑不住了,他眼前一黑,当即晕倒在地,人事不省。医生马上进行紧急抢救,仍然无效。后经医院专家诊断告知:谢和赓已因丧失思维能力而成了精神上的废人。当他被当年住在狼见沟的乡亲们接回去之后,已经不会说话,不会哭笑,他能做的只是成天目光呆滞地看着他和王莹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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