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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养媳、等郎妹到女将军:她们被革命改变了命运!

7939阅读祥说近代史

长期以来中国妇女长期承受着封建礼教的摧残,古人云“生女为瓦,生男为璋”,这就是传统社会对重男轻女的充分诠释。

女性从一出生就受到忽视和歧视,无论是衣食住行或者受教育权利都远远不如男性,比如自古就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女性从来不被提倡受良好的教育,女人的最大职责就是所谓的“相夫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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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仪上来看,女人是绝对不允许抛头露面的,真正的大家闺秀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民国时期,风气渐为开化,开始有极少数女子得到了公开受教育的机会,然而这极少数女子大多出身于富裕人家,对一般人家的女子来说读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更不要说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女儿了。

但是无论是受过教育的女子还是未受过教育的女子,都希望摆脱束缚自己的封建枷锁,求得自身的解放。共产党和红军的到来给她们带来了彻底翻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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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穷家庭中,女孩子的地位从出生就很低,她们中很多刚出生就被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或“等郎妹”,一来女儿可以有口饭吃,饿不死,二来还可以换几个钱补贴一下家用。

即使不被送去当童养媳的也是缺吃少穿,受尽各种苦难。而这些被送给人家做童养媳的女孩子不但吃不饱,穿不暖,并且还时常受到公婆和丈夫的打骂。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童养媳或者“等郎妹”都渴望自由。红军的到来给这些受苦受难的童养媳们带来了希望。她们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投入到解放自己的红军革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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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政委吴富莲、西路军妇女独立团三连一排排长岳兰芳籍、王明之妹陈映民、修养连指导员李坚真等参加革命前都是童养媳。

李贞,1908年正月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年仅6岁的李贞就被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那时的童养媳,实际上是变相的丫环。

她被迫做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挑水、砍柴、做家务,稍不留意就要挨打,为此李贞在婆家挨了无数的打与骂。1926年春夏,浏阳河地区开始革命,李贞剪掉辫子,参加革命队伍。

1911年出生于福建的吴富莲,由于家穷,从小就被送到一户人家当童养媳。1928年家乡闹革命,她参加了革命并成了少先队的队长,后入团入党,先后担任区政府妇女部长、中共上杭县县委委员、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长等职。

长征中,她负责宣传,照顾伤病员,筹粮筹款,找向导,请民夫,走的路比别人多,被战友们称赞为“走了三万五千里的铁娘子”。

这些童养媳们大多存在于南方各省,为了能够翻身做主人,都毅然参加了革命,成了中国革命中引人瞩目的娇艳的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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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出生于农奴家庭后参加红军的女奴们女娃子大多存在于川北的藏区,是土司头人的私人财产、生产工具,只能当牛做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并世代相袭为奴。

她们被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束缚,常年承受着繁重的劳务,受尽残酷的压迫、剥削、凌辱,过着非人的生活。

红军到达民族地区之后,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使这些深受压迫的女奴们觉悟,她们开始摆脱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枷锁,冲破神权、宿命论等思想的束缚,加入革命队伍。

她们积极要求参加红军,积极在苏维埃政府工作,为红军办理各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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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番县女奴板登卓(汉名杨金莲)和两个女儿姜秀英、姜萍,儿子唐子全都参加了红军,板登卓参加红军时已年过五十,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红军妈妈”,这位刚强的老人为红军当翻译,当向导。

女儿姜秀英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在县保卫局担任通司即翻译。部队离开她的家乡时,她正有孕在身,部队征求她的意见时,她坚决要求跟着红军走。

二女儿姜萍既当翻译,又做宣传员,并经常战斗在前方。板登卓母女三人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红军 童养媳 李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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